第84期

孫中山先生於民國七年自廣東移居上海。從事建國方略與實業計劃的研究。他特別將英文書名定為《國際共同開發中國書》，並強調應掌控國家主權，吸引外資，共同開發中國，以解決中國的貧弱問題。孫中山親自設計了貫穿全中國廣大領土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他定下發展中國商埠和海港的計劃；也訂定了疏浚河流、水利建設、荒地開墾等計劃大綱。另外，他又設計了發展天然資源和建設輕重工業的藍圖，並強調生態保育，還定下在華中、華北造林的計劃。孫先生指出，實業發展的盈餘將優先歸還外國投資的利息和本金，而不是只有付出、不見回收。中國有豐富的原料丶資源和廉價的人力，再加上外國的資本和技術，將使中國成為一個前景無限的大市場，任何參與中國市場的國家，終將獲利，並得到巨大的發展優勢。我們回顧歷史，重新審視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提出的實業計劃，不難發現，這正與鄧小平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積極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強調對外開放丶互惠共贏，如出一轍。我們也不難體會到，這份當時提出的宏偉建構，強調自主丶開放、互惠丶共榮，也與目前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在基本精神與宏觀規劃上，前後輝映。本文將就此進行分析與探討。

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發展，中華民國憲法從1991年至2005年間修正了七次，「五權」的憲政角色與功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有關監察權的「定位」與「去留」問題，更成為當前修憲討論的重要議題。本文主要從中山先生的監察權思想，探討監察權在台灣的發展與實踐狀況，文章除了說明監察權在法制上的變革之外，更著重於監察糾正權與行政權之互動分析，擬透過監察院糾正案實例觀察，檢視我國監察權運作和對行政監督的界限問題。

我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也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以及民生主義）是我國的立國精神與國家發展的最終目標。然而，檢視台灣過去六十多年來的發展，不但民國八十九年（西元2000年）大專聯考廢除三民主義這一科的考試，導致現今台灣35歲以下青年因不學習及不考試，幾乎都不知道何謂「三民主義」外，而且台灣的政治發展根本與三民主義的精神與理想背道而馳。首先，民族主義是以發揚中華民族主義、實現世界大同為最高理想。但台灣的本土化及民主化卻把原先隱藏的「福佬沙文主義」，在台獨份子的發揮利用下，擴大變為「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正名運動」、去中國化、課綱內容調整、減少文言文教材等各種剷除中華民族意識的作為，在民進黨主政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其次，民權主義強調平等、公正、秩序、和諧和人權。但台灣言論自由過度地氾濫，不自我約束，導致「名嘴」、媒體缺乏自律，不僅忽視真相、不顧事實，而且意見重於事實、立場決定是非。太陽花學運的荒謬理由及法院荒唐的為政治服務，突顯出台灣法治基本概念的認知不足，以及民主素養的不夠成熟。另外，台灣性別不平等及家庭暴力盛行，更顯示台灣在人權方面的努力仍有待加強。再者，民生主義就是在解決人民生計問題。但台灣經濟發展失衡的結果則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城鄉發展差距嚴重、通貨膨脹及失業率未見改善，造成台灣人民，對蔡英文政府執政下的整體經濟狀況，表示「不好」的竟高達78.3%。總之，台灣無論就民族、民權及民生等三方面的發展，顯露敗跡、表現不佳，只有重新回歸到三民主義的本質，實踐三民主義，才能走向平坦、順遂的康莊大道。

本文主張甄拔專業官僚並予發揮空間的威權領袖與強調均富之中山思想亦為形成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過去對臺灣經濟奇蹟的解釋有三：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學說、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傳統，與民族主義衍伸的發展型國家與中國儒官途徑，多從相關行動者如何補充、完善市場機制邏輯下推演。然而，發展市場不會自動導致均富。如何協調推動以追求共榮共富，這是領導者及其所甄拔之專業官僚的遠見，而形成遠見的願景又受中山思想提供的均富觀念指導，這是臺灣均富奇蹟的來源。

合作社的概念與精神，係指在生產與消費的過程中，重視各個環節與角色的平等參與，集體利益的來源應以照顧個人利益為基礎，因而從資本、生產、分配、消費各個環節間的彼此依賴與合作互惠，其各自所代表的價值，皆有存在的必要，不應片面的將其對立起來，而是採中庸的立場以大局為著想。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主張，其中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在於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合作社理念的探討，主旨在於利益的分配，不被剝奪生產價值，因而對自由的覺醒和團體作為社會主體的市民社會，即是合作制經濟組織得以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前提。綜合前面的論述，有關合作社的概念與意涵，整體而言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的實踐，如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主旨精神，民族主義下強調團結與自我（民有）、民權主義下關切制度與平等（民治）、民生主義下著重經濟與分配（民享），依孫中山所提三民主義下，合作社為一種具體呈現的類型，是對未來理想世界的一種描述。本文既從三民主義的三個面向分別闡釋於合作社的關聯性，並以C大的合作社經營案例做為具體檢驗「合作讓社會更美好的信念」。證明合作社是可以完全體現民有、民治、民享，與社會各階級相互提攜，共創利益，與自主參與的社員們共享營運的得失，化競爭性的衝突為信任性的合作。我們期盼經由合作觀念的推廣，合作社結社的普遍化，使得人人能獲得有尊嚴的溫飽，人人能善盡一己的聰明才智，社會能安定繁榮和諧。

孫中山先生早在20世紀初已倡導「男女平權」，女性的工作權是女權的基礎。儘管女性參與勞動已是每個社會的普同價值，然而，「同工不同酬」卻普遍存在每個社會。因此，不僅檢視該現象，而且應該提出縮小的相關政策措施。爰此，本文首先討論美國「同工同酬」的沿革，接著分述Costello和Hegewisch
2016對於美國性別薪資差距的基本事實，總結種族和民族，教育和職業男女性別薪資差異的數據。然後，分析男女薪資差距的原因，及其對婦女及其家庭的影響，以及可以幫助縮小它的政策措施。

「樂活」係當代社會學家新創的名詞，也是今世眾人泛用的通俗語彙。但在孫中山生活的年代及其著述中，卻從未出現此一詞彙。本文欲探索孫中山思想的樂活觀，係基於爬梳孫氏著述發現不少體現當今樂活思維的類似觀點，故試予探究並就相關論述略作整理。本文首先解析樂活觀之中西思想基礎，並介紹「樂活」的核心概念即為「健康」與「永續」，前者指涉個體健康，後者指涉總體健康，兩者關係密不可分。其次，本文檢視孫中山的哲學思想以及三民主義論述，發現其重要經典著作率多蘊含著豐富的樂活思維，不管是宣揚大同思想與互助論，鼓吹濟弱扶傾的民族主義，提倡全民政治的民權主義，乃至於重視均富安康的民生主義，在在與當代樂活族的價值取向不謀而合，顯見孫中山早已將建構樂活社會，視為國家發展之重要政治目標，其遠見也跨越了二十世紀，而直接融入了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典範之中。

中華道統說的正式提出始於唐代韓愈，爾後宋代朱熹逕以「道統」二字連用，確立了道統之名，也確立了儒家在中華文明的主體地位。但經朱熹轉手詮釋的道統為了因應佛、道兩家的挑戰，原本內聖與外王雙軌並行的實質內涵，不可避免地傾向於內聖的心性之學。傳統立德、立功、立言鼎足而立的三不朽，也因而改以唯立德一枝獨秀。心性涵養固然有其無可撼動的最高價值，然而終非道統傳承的本色。就韓愈與朱熹認定的道統世系來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孟無疑是傳道的代表人物。這個傳承，同樣被當代的孫中山與涵靜老人接收。欲知孔、孟學說真貌，當知《論語》、《孟子》；欲窺堯、舜、禹等一班聖王的真面目，無疑得上溯中國史書之祖的《尚書》。其中載記的聖王之道，顯然不只是內聖，更有外王。歷代大儒「祖述堯舜」的實質內涵，其實是指涉堯舜的德政，亦即孔孟習稱的仁政。聖王的德政始於個人的修德，最後必然推向澤及庶民的善政。而善政，兼涵教與養，必先養民，而後教民。養民實即民生課題，自堯、舜以下，直至孔、孟的道統傳承，始終都是優先關注的重要課題，仁義之道的外顯，乃如實反映在廣大生民的民生關注與政策。

儒家道統的正式提出雖在唐代韓愈，完全確立是在南宋朱熹，然而道統思想卻是發端於孔子，發揚於孟子。要認識和把握儒家道統思想如何奠立，即須深入理解孔孟道統思想之內涵及其發展過程的意義。本文首先闡述孔子、孟子道統觀念的時代背景，以體現儒家道統觀念的形成，不是思想史上偶然發生的事件，而是立足於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的歷史必然性；其次，分別以《論語》、《孟子》為文獻依據，探討孔孟的道統核心思想；再次，對照孔子和孟子道統觀念之同、異。內聖外王之道，既是孔孟道統思想的相同之處，更是儒家之學的綱領。進而論述孔孟道統思想之異，分從對待傳統文化的原則、對待人性的看法、以及道統思想的表述方式等三個面向，體現從孔子到孟子的道統演變脈絡；最後，根據孔孟道統思想的探究，揭示文化傳承的意義，始於心性本體的價值自覺，進而開展天人合德之教，從而成就人性之美善，使文化道統傳承於天下歸仁的趨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