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期

從哲學的觀點看，中華靈修和基督宗教密契論引起許多有趣的問題。這篇論文著眼於以下三個面向並討論之：它們究竟是虛己（空）或靜默的純粹經驗，或者此一空或靜默包含了某種對話；基督宗教的屬靈神魂超拔或超越的經驗以及中國的精神轉化經驗的可表象性；就人的身體而言，它在神祕或屬靈經驗裡的角色只是否定性的，或者有某個肯定性的角色。我的分析試圖證明中國宗教和基督宗教的密契論和廣義的理性是相容的：它們成為講理的人類習俗和經驗，一點也不會不理性。中華的靈修和基督宗教的密契論都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兩個傳統都致力於從日常人類生活裡提升人的靈性，而到頭來它們也應該會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裡。

「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就是構建中華民族精神共同體。如果能為這個精神共同體找到舉國上下認同的至上信仰主體，就能極大地增強其凝聚力，穩固其基礎，促進其各種預期社會功能的實現。與天及其他信仰對象相比較，道作為中華文明兩千多年來全民族共同尊崇的至上概念，在現有歷史條件下最有條件被認定為中華民族共同的至上信仰主體。

本論文旨在汲取儒、道、佛思想，以「天人合一」為思想之視域，經由《存有三態論》之理論建構而展開本體實踐學之論述。依漢語脈絡，華人的「心靈意識」，「心」是就「總體義」說，而「靈」是就「感通義」說，「意」是「指向」，而「識」是「了別」。通過了漢語式的詮解，以儒、道、佛的文化土壤做為背景，因之而企圖建構一漢語脈絡的心理闡析方式。就「意」之「調適而上遂於道」，而有一「定向」，如此為「志」，合稱「意志」。就「意」之「下委於形」，而「涉著於物」，如此為「念」，合稱「意念」。再就此意念而起「貪取」、「占有」，如此而為「欲」（欲望）。就此「意念」之及於物，而起一「了別」則為「識」，合稱「意識」。「存有三態」指的是「存有的根源」、「存有的開顯」以及「存有的執定」，這與「心靈意識」的闡析是和合為一的。「志」同於「道」，意志的定向必得通極於存有的根源之道，而「識」別於「物」，意識的了別必得落實於存有的執定之物。「識」而有「知」，此為「知識」，「知」而周及於天地萬物之為「常」，是為「知常」，這便是上溯於「道」，是「知常曰明」。「道」為「總體的根源」，「德」為「內在的本性」，關聯著以上的闡釋，最後我們強調「志道、據德」，「尊道、貴德」之和合為一。

《中庸》是儒家形上學的濫觴，但它同時也常被視為是儒家形上學的顛峰。《中庸》思想的特色在於強調天人合一、宇宙生生不息，此兩書的宗旨經前人，尤其是宋明理學家的闡釋發明之後，業已明白光暢，精義盡出。在唐末五代那個混亂至極的年代，《中庸》被帶到思想史的前檯上來，發揮了旋乾轉坤的力量，《中庸》的再發現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緣。有關《中庸》一書的歷史淵源，包括它如何從《禮記》中的一篇蛻變為《四書》中的形上學代表作，一般的哲學史或思想史著作多已有所論述，無庸再論。《中庸》這部極具玄思的著作，不但是儒家形上學的經典，它也在後儒成德的實踐哲學論述，也就是工夫論中扮演極關鍵的角色。如果說儒家形上學的一大特色在於其體驗性質，也就是其形上學是經由道德實踐的進入而至，這種道德形上學的格局之主要奠基者無疑是《中庸》，至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中庸》的道德形上學之異於後世宋明理學者在於它處於形上學思潮的濫觴，其理論和一般常見的形上學前身之神話有較密切的關係。《中庸》的思想史意義可放在其文本內部解讀，也可放在它如何在神話思維與道德體驗之間綜合之，轉化之。本文想探討《中庸》的形上學、體驗思想與神話思維之間的對映關係，但重點放在宗教經驗的體驗哲學之基礎上，解析其學說的體驗內涵與宇宙生機間的關係，本文也希望指出儒家生生形上學的歷史淵源與一般生機主義間的差異何在。

天人合一的「天」主要體現出一種人文精神，而神人合一的前提是相信神的救贖而非自我道德拯救。雖然，「天人關係」與「神人關係」的變化，都在於人類的一種超越自我的傾向和終極的關懷，但天人合一最終從神本走向人本、從天道走向人道，而神人合一本來自於神的計畫，最終也因著耶穌再次歸向神。宗教大同的實現，需要超越性的大愛。

淨明道是宋元時期興起的道教新派，以主張踐行忠孝倫常而求得道成仙為其教義特色。以往的學界一般認為，淨明道的忠孝學說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很大影響，但事實上，淨明道的忠孝實踐卻與儒家有著很大的不同，其實質是一種內丹修煉。本文所討論的，即是淨明道「忠孝內丹」的基本內容及其與儒家思想、傳統道教的聯繫和區別，希望藉此說明中華文化「天人合一」觀念的特殊運用。

天人合一談得是主體與最高道體的冥合為一，這是一定需要主體自己的實踐才能成功的，這就是實踐哲學，針對實踐哲學的知識論討論，是與西方哲學的知識論不相同的。在中國哲學方法論討論的進程中，知識論的討論始終是較缺乏的，本文之作，針對知識論中的檢證問題進行討論，特別針對東方實踐哲學這種類型的哲學理論。並且認為，這是人類哲學史上的新問題，與過去西方思辨傳統的知識論討論，有截然不同的新觀點。就檢證言，可以談創教者如何查知其說？而研究者如何界定其說的真理意涵？以及學習者如何可說為達到了創教者所界定的境界？首先就創教者而言，就是必須有自己的實踐才有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提出，然後供後人學習，也正因此，學習者無所謂對它教的理論的否證之可能，至於己說之是否為公眾所接受，也因為人類社會的價值立場差異，亦無可被所有人肯定的可能，關鍵在於，於本體論之觀念是來自理想價值選擇後的智悟獨斷，於宇宙論的知識也是來自相應價值心靈的修養而後開啟的宇宙奧秘，無此理想心靈者，永無開啟的可能。本文之討論，從問題意識的界定開始，旁及對二十世紀的當代中國哲學家的理論貢獻做型態定位，然後從創作者、研究者、學習者的不同身分立場，進行檢證重點的界定，並且區分從此在世界建立理論體系的系統之檢證原理，以及對於有它在世界觀的哲學體系進行檢證的原理的討論的種種差異。本文之作，確乎是中國哲學方法論上未及討論過的問題，宜有開闊學術領域的貢獻意義在。

王充（27-97）與王符（80-162）同為東漢時期重要思想家，二人均出身寒門，好譏評時俗，為學亦皆崇尚博通，學術觀點頗有相近之處，因而以往的研究，較多關注二人思想上之共通點。然而須加注意的是，由於王充與王符所處之時局及個人稟性的差異，也造成二人思想上的不同走向。若只著眼於二人思想的相似點，不僅模糊二人學說上差異，對其中觀念的承傳演變過程之描述，更易於直線而單一化，不利於正確認識二人的思想特色。基於以上思路，本文擬通過《論衡‧骨相》及《潛夫論‧相列》為中心，並旁及若干相關篇章，對王充及王符二人的天人關係論作一比較考察，分析其異同。漢儒論天人關係，有從性命論入手者，以人性溯源於天命；又採取「唯氣論」的立場，強調「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藉以說明天與人的互動關係。本文亦嘗試以二人的性命論為線索，進而分析二人在天人關係問題上的看法。文中首先梳理歷來關於王充王符思想淵源關係之討論；然後以《論衡‧骨相》及《潛夫論‧相列》為中心，重構二人的天道觀與性命論，進而考察二者在天人關係問題上的看法及其異同處：最後歸結於王充雖然通過「天道自然無為」的論述突破了董仲舒「天人感應」的理論框架，但其「用氣為性，性成命定」的氣稟說又將人的性命歸於稟氣過程的偶然性，後天的道德努力無從改變，結果不免陷於機械的「命定論」泥沼，偏離了儒家「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的傳統命論。王符則提出「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的主張，在承認天命對人性的限制時，同時指出人有參贊天地萬物生化的義務，肯定了人具有一定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為人性的改善與提升開闢了出路。

當前宗教間平等互敬的氛圍為耶道對話構建了平臺。道教與天主教都渴慕永恆的生命：前者以倫理遵行為基礎、以性命雙修為路徑追求長生久視；後者則以接受救恩、聖化人性來配享永生，兩者都包含有對倫理道德的踐行和對永恆生命的追求。本文試從神秘主義大師埃克哈特的思想入手比較天主教與道教的永生觀念及道論、靈修之異同，指出道教與天主教內在的契合性，試為兩者宗教對話建構通路，也為當地語系化靈修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