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期

宗教自產生以來，便廣泛影響著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並以求真求善、追求社會的良性發展為內在要求。隨著時代的發展，宗教面臨新的挑戰，為此，各宗教擔負起新的時代重任，順應現代社會的要求，繼續為社會大眾服務。通過具體的慈善行為，宗教將關懷人心、服務社會的理念付諸實踐，成為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大陸地區各宗教致力於促進相互間的和諧對話、維護社會的穩定發展，為維護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福祉而奮鬥。這既體現了大陸宗教界勇於擔當的品格，更彰顯了宗教界的全球視野和時代追求。

近年來中國大陸宗教慈善事業發展迅速，尤其是在災難事變中的無私奉獻、積極從事慈善救助的活動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讚揚和認可。可以說人們對宗教與慈善公益的認識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宗教慈善組織正日益成為中國大陸慈善事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軍。2012年度是中國大陸宗教慈善事業重大的分水嶺，隨著《關於鼓勵和規範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的出臺和「宗教慈善周」活動的開展，宗教界內部開始經歷一場自身內部的變革和轉型，各宗教慈善組織積極探索社會轉型大背景下的宗教慈善模式，使中國大陸宗教慈善活動在穩步而又活躍地發展，宗教界的慈善公益活動也逐步從零散、自發、單一狀態，逐步轉變為有系統、有組織、多元化的發展格局，這將大大提升宗教界慈善公益事業的正能量。

墨家的一切立論，均「本之有源」、「原之有律」、「行之有法」。而其思想的背後最終指向天。尊天、法天、順天，墨家之理想，源於天志，成於尚同，行於兼愛。天之意在於兼愛，故以「兼天而愛之」之心，兼愛世人，可進入天意所賞賜的至善至美之境、大同永恆之所。這就是墨家學說的內在脈絡，也是墨家思想的特有氣質。墨家思想的內在價值，在今天，更突顯其獨有的社會關懷功能和當代意義。重新理解墨家思想，也為我們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角來更完整地領會涵靜老人的內在精神。

宗教團體雖然是一種非營利組織，但是其關注的重點不在於經濟資源上，而在於神聖的宗教使命與終極關懷。宗教團體在經濟資源的吸納、管理與運用，是偏重在信仰符號的價值實現上，追求的是宗教神聖化的意義本質，各種世俗利益只是附帶而來的成果，應該在信仰的前提下，順其自然的流動，宗教團體可以強化其神聖儀式服務，來奠定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真正關懷的應該是民眾生命的安頓，而非世俗的資源吸納。宗教團體基於發展的需要，有效地吸納各種社會資源，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資源的募集與運用，引起各界的關注與重視，加上近年來有一些宗教團體產生了財務糾紛的爭議，顯示宗教經濟資源在管理與掌控上衍生出不少相關的問題。一般人誤以為宗教團體有豐富的經濟資源，應投入於公益慈善與社會教化等福利事業上，這是對宗教團體財力資源過分期待，忽略了宗教自身維繫生存的經濟需求。宗教團體在經濟的吸納與運用上，是偏向於「非營利」的經營模式，是需要釐清其組織角色與功能運作等問題，這種宗教性的經濟經營形態，有必要引進現代化組織管理策略嗎？有必要採用社福組織的資源運用方式嗎？宗教團體是一種志願服務組織嗎？這些問題涉及宗教團體組織特性在經濟資源運用上的特殊考量，牽連著各種複雜的社會因素與文化內涵，是值得學理的深入探討與研究。

台東聖母醫院只有二十九張病床，八位專職醫師、二十多名護士，是全國最小的醫院，儘管人力不足、設備老舊、資源缺乏，五十年來收支沒有平衡過，在一切講求效率的現今醫療環境，卻能始終秉持「為窮人服務」的奉獻精神，依然活得生氣蓬勃，每天照顧院內外上千名病患，醫院不只是作醫療，在糖尿病的照顧品質是全世界第一，居家照護範圍是台灣第一，醫院還作醫學教育、開餐廳、種田、救災、作芳療、落實健康社區營造等，得獎無數，是全台灣公認的醫療典範。大陸李嘉誠基金會為了提升內地寧養服務的照顧水準，二〇一〇年十月帶領內地將近三十家醫院正副院長到台灣參訪，一行人從最繁榮的台北大型醫學中心，一路看到最偏遠的台東，沒想到大家對規模最小的台東聖母醫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於是每三個月派遣近二十位醫護人員到台東聖母醫院參訪學習。或許你會懷疑，大陸的醫院為什麼要來看台灣的醫院？大城市的醫院為什麼要來看鄉下醫院？5000床以上的大醫院為什麼要來看29床的小醫院？台東聖母醫院有什麼值得看的？因為聖母醫院有著許多大醫院所沒有的、用錢買不到的、以及大陸醫療目前非常欠缺的─「愛」。不只是以「病人」為中心，而是以「人」為中心，不放棄任何每一個人。經營動機是以「信仰」為基礎，面對商業體系運作及現實環境的需求，聖母醫院又跳脫一般社服單位及慈善機構的既定框架，以創新的經營方式、並整合所有資源，成功地為非營利事業單位的經營開創出嶄新的面向。本文將以聖母醫院實際所作的幾項工作為例：如居家照護、安寧療護、聖母健康會館、聖母健康農莊、芳香照護、乳房專用磁振造影行動車為例，探討台東聖母醫院以信仰為基礎，在過去、現在與未來所展開的創新經營。不同的思維，創造出不同的可能性，讓一家原本搖搖欲墜的醫院起死回生，甚至成為教會團體轉型的新典範。或許也可以提供其他從事社會服務的宗教團體，不一樣的思考方式。

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牟宗三主要是作為一位富有原創性的哲學家的形象出現的，與他的儒家哲學的研究成果所受到的重視程度而言，他對儒教問題的研究某程度上被嚴重忽視了。實際上，他是五四運動以後重新肯定儒家宗教性的思想家之一，從儒耶對比角度對儒教精神做出了系統闡述，並得出了儒教是內在超越的結論，成為當代新儒家里程碑式的思想貢獻。但是，牟宗三的儒教觀存在一重要局限，他所謂的儒教其實只是士林儒教中的心學一系，而同樣在儒家歷史上發揮過重要影響的朝廷儒教、民間儒教，均未能進入其分析視野，甚至同為士林儒學的理學一系也因為「別子為宗」的判斷而被排除在外，從而嚴重影響了內在超越說的概括性和說服力。牟宗三儒教研究的這一局限是由於他缺乏一個社會學視野從而無法顧及儒教的全體，因為儒教並非基督教式的制度化宗教而是分散性宗教。如何超出單向度的心學視野，面對傳統儒教的整體存在形態對其超越精神進行全面把握和解說，進而促成儒教的現代轉型，已成為新儒家之後的儒教研究的關鍵問題。

語言宗教與形式化宗教的差異，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中國文化通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體系，並強調命運理解、接受、執行的多元化和自覺承擔，真正形成了宗教與文化的內在統一。

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當城市化率發展到45%－65%這個階段時，社會政策的作用將凸顯，宗教慈善行為會逐漸增加，二者交相輝映、相得益彰，一起推動社會進步的良性積累。允許並鼓勵宗教慈善基金入市，宗教界創新募捐方式；把握時代發展的訴求，加大社會政策的安排、執行力度，共同促進宗教慈善的發展。

中世紀早期時，儒家學說遭受許多重大打擊。隨著它所立足的漢朝帝國分崩離析，它在漢朝那套學說受人質疑且喪失威信。逐漸地，其它競爭學派，例如玄學，以及組織化宗教，例如道教與佛教，推翻並瓦解它意識型態上的霸權。然而，儘管遭遇這所有挫折，儒家學說仍幸存下來並在繼任的唐朝（618－907）中，重新恢復智識上的活力。儒家學說在分裂動盪的中國仍不斷興盛，這是因為它的現世定位與改善今時今世的堅持。這種對改善社會的堅持幾乎存在於對中世紀博學多聞儒家的每段記述中。因為儒家的自我完善是來自幫助其它人實現他們的全部潛能，儒家學說總是與社會相適應。儒家被認為應當使自身成為典範，但要當典範，你必須有將會受你的典範影響的受眾在。正是這種對社會服務的深刻堅持，加上他們對神聖經典的淵博知識，使得儒士對中世紀君王如此有用。即使君王德行有虧，找來言行正直者擔任官吏就能改善政權的形象。儒家仍對國家與社會具有深遠影響的理由之一即是他們對道德教育的堅持。不論是否任官職，儒家開辦學校並教授數以千計或百計的學生。他們教授的經典不僅是傳達實用知識，還教導學生如何提升他人。因為許多儒者終其一生擔任教職，受到他們的身教言教所直接感化的人數必定龐大，特別是當他們弟子中某些人最終也任教。道德教化不只發生教室中，課堂之外亦有。這是因為儒士常常經由他們的身教典範為例證來教化學生。看到或聽到這種引人注目的言行，人們就會直接受到它的感化。受到它影響的人數則取決於儒士的地位。若他在政府機構任職，例如郡太守，他的例證會擴大影響並推及許多百姓。若他僅是小地方的平民，那受他影響的百姓僅限鄰近者。儘管不論他們是否任官職，但儒士都會經由他們的身教改變百姓。易言之，所有儒家都參與了道德教化工程。儒家學說所有最可取優點之一，即是認為人們總能幫助這個世界。即使道德秩序淪喪且官場腐敗，人們不必出仕就能幫助這個時代。因為儒家的修己是段深遠的社會過程，只要努力改進自身言行，那麼他們就能改善其他人的生命。換言之，對儒家規範與道德的堅持，意味著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努力改善事物。若人們不能出仕，他自然能在家中嘗試改善事物。這也是為何儒家隱士沒有躲在深山叢林中的原因。他們可能沒有為官，但他們並沒有遺忘社會。完善自我即是完善他人，這是為何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興辦學校的原因。處於長期動盪時代，儒家學說能倖存是因為它重申社會承諾的重要性。人們以助人而改善自身。即使這無法在全國層面達成，它仍可在地方層面上做到。若社會進步能在地方上達成，那它也有可能在全國依樣做到。儒家在久遠之前實際上就已是「立足本土放眼天下」觀點的擁護者。

「四縱五橫」是唐宋以降道教法術中較為重要的訣法之一，其源頭似可追溯至秦漢出土文獻中的「直五橫」、「五（午）畫地」等說法。考察道教「四縱五橫」觀念的起源必須充分借鑒和利用最新出土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才有助於了解這一說法的理論源頭和發展脈絡。我們在論述中將側重於道教文獻之角度，著重分析道教「四縱五橫」觀念的演變過程，力爭還原道教對方術「四縱五橫」說的吸納、改造之軌跡及二者的區別與聯繫。

屍解成仙現象在漢代已普遍流行，研究史料發現，早期的屍解成仙現象的記載較為簡略，其對屍解成仙的原因、條件、過程等尚未詳細記錄，這一現象在後期發生了變化，後期的文獻記錄中普遍用「蟬蛻」等詞彙描述屍解的過程，顯見是受到了佛教身體觀的影響。佛教身體觀強調人身不潔和虛幻，但同時亦認為人身是開放式的，人身是可以不斷增長智慧的。道教身體觀強調人身的神聖和「先在」，二者異中有同，共同指向修行的完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