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期

文章運用大量的文獻史料和碑刻，闡明了傳入中土的佛教觀世音菩薩，是如何在中國人的信仰心理影響下，由原本產生於印度的男身菩薩，逐漸演變成在河南汝州香山寺出家的妙善三公主所修化，從而實現了觀世音中國化的過程。並且進一步地論證了我國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寶卷《香山寶卷》，確實如該卷中所載是北宋杭州上天竺寺普明禪師在崇甯二年（1103）撰寫完成，無庸懷疑。還論述了從唐“變文”到宋“寶卷”的演化過程。推究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社會裏紮根成長，持續地發揮作用和長期產生影響，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歷代佛教信奉者對這種外來宗教的不斷重塑、改造乃至變革有密切關係。在長期的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乃是經由教義思想及修持方法的演化，即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發展，如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一途；和佛教神祇愈來愈演變得具有中國人認同的形象，如彌勒佛、觀音菩薩、地藏菩薩本土化，即另一路徑這兩個方面組成。前者主要表現在高僧大德在教義思想和規制的創新改革方面，重在思想內涵，後者則突出表現在廣大佛教信徒們的信仰層面的演化上，注重心理與外觀形象。而做為學者專家，往往只關注於上層高僧大德的活動和教義思想內涵的研究，唯此為大。其不知，一個外來宗教能否在中國大地立足生根，興盛不衰，最重要的卻是信眾群體的不斷擴大，向底層平民百姓的深入傳佈，這才是中國佛教研究者應該特別留意的事相。觀世音菩薩在中國由男身神祇向女身定型化的演變，就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典型。在這一過程中，迄今所見到的第一部寶卷－《香山寶卷》，曾起過相當重大的作用。

本論文旨在針對李約瑟著跟於中國科學史的角度，對王充哲學的理解，所獲致的研究成果，作一深入的探討。首先，筆者即自其對中國文明與科學的看法及態度切入，藉以說明以往歐洲中心論式的研究，所導致的偏見，以突顯李約瑟立足於全體人類的宏觀視野。其次，透過李約瑟對王充思想的理解之析論，詳細說明李約瑟如何通過科學發展史的角度，以及諸如實驗胚胎學、漩渦理論、決定論等現代科學理論，詮釋王充思想所獲致的新穎見解。最後，闡明李約瑟以「略異存同」的「大滴定」方法，所開啓的科學史研究進路，為近代王充思想的理解，所展現的嶄新視域及其侷限，以及這樣的見解，對吾人而言，其真正的價值何在。

與叔本華那幽忠玄妙的唯意志論和低迷沮喪的悲觀主義人生觀相比，老莊的生命觀既驚世駭俗，又深邃睿智。在老莊看來，理智不是意志的工具，欲望不是罪惡的淵源。痛苦與歡樂都為心性所為。只要能絕聖棄智、絕巧棄利、見素抱樸、淡泊名利、私欲貪卑就會悄然而沒，人們就會情志舒暢、豐神秀逸、熱愛生命、逍遙灑脫，不會像叔本華那樣悲悲切切、憤世嫉俗、傲慢狂躁、狹隘自私、孤僻冷漠、偏執少愛，而是為人寬和溫厚、胸懷坦蕩，既能包容天地，囊括八荒，又能澤潤萬物，施惠萬民。

本文根據作者與蕭文娟老師，在今（2005）年帶領學生從事新竹縣、寺廟基礎調查的資料寫成，主要探討新竹縣二百年來的開發過程中與寺廟發展的關係，分別以清代的移民社會時期寺廟初建，日據時的乙未抗日寺廟被焚及皇民化運動時期寺廟整理，光復後1969年（民國58年）以後的寺廟新建、改建、重建、整建、擴建等問題提出討論，說明地方開發與寺廟發展的關係。文末也提到近年來的一些宗教問題，及寺廟在接受信眾捐款之餘，也應善盡一些職責。

台灣社會物資極度缺乏的六Ｏ年代，證嚴法師以一人一日存五毛錢的行為號召，創辦了「佛教慈濟克難功德會」，在一群家庭主婦作為主要推動人力之下，開始在東部偏壤地區展開濟貧救苦的慈善行動，並逐步推展至國際間，至今長達近40年，未曾中斷。在一個以志工人員為機動核心的慈善團體裡，是什麼樣的倫理思維與倫理意涵，讓這樣的慈善救援工作持續以往，而且的確發生功效？本文藉由倫理的省思角度，探討證嚴法師推動社會援助工作的倫理思維基礎，及其所發展出來的倫理意涵。研究發現，在倫理思維理念上，證嚴法師以其個人對於生命的徹底覺知與體悟心得，大力提倡一種「大我」的人生價值觀，並充分肯定佛陀造佛土的無私胸襟與超越理想，在個人嚴己寬人的人格行宜中，形造人人可成佛、人人是菩薩的人間淨土理想。法師以佛說教義，打破人我親疏藩籬的自他限制，推動人我間「同體大悲」的大愛倫理情操。綜觀其社會救助理想，乃是一種跨越人我、種族之分，以眾生皆平等為核心的普世關懷倫理。

本文沿著孫中山一生的足跡，探索宗教文化對其思想發展的影響。青少年時代，他受洗入教，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在革命生涯的開創時期，基督教精神成為推動其革命的動力之一。邁向不惑之年的孫中山，自願禮拜民間宗教偶像，發誓遵守洪門幫規，其主旨在於發展革命勢力。民國初創時期，孫中山作為民主共和制度的締造者，努力謀求各種宗教勢力的支持，表現出近代民主政治家的風範。在其晚年思想的飛躍中，孫中山的宗教觀也日臻成熟達觀。其一，科學比宗教優越。其二，政治的主義比宗教的主義切實。其三，宗教之仁在於，以心感化民眾，為靈魂謀幸福，健全國民人格，培養國家之基。晚年的孫中山力圖將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他呼籲：“本基督救世之苦心，行孔子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美意。”

古典政治哲學以宇宙論、形而上學和神義論為其合法性依據，而那些生活在一神教社會思想家則把宇宙論和形而上學都歸結到神義論中。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西塞羅和阿爾法拉比等人從“兩希”文明的不同角度，深入闡述了古典政治哲學的這個重要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