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期

由於孔子學說缺乏對自我問題之闡述，故勞思光於探討孔子學說時立下自我境界之設准。然個體之內在自我為一動態之過程，自我境界之設准並不足以顯其動態。因此，本文嘗試以包文理論（Bowen Theory）中的自我分化概念（Differentiation of Self）為角度，探究《論語》中君子與小人之自我狀態。
本文首先對君子、小人之界定與包文理論之自我分化概念作一簡述，繼之以其概念中之自我分化量尺為起點，分別從量尺高低之個體外在行為與量尺區間之個體狀態描述兩方面推估君子與小人之自我分化程度，並以自我分化概念中之指導原則，輔以勞思光探討孔子學說之自我境界設准，確立造成君子與小人自我分化差異及其二者自我狀態提升與消退之關鍵作結。
就《論語》的描述來看，君子展現出許多位於分化量尺高處之特質，故其自我分化程度相對較高，而小人則恰好相反。從分化量尺之區間來看，君子所處區間較實際生活中一般人為高，而小人則落於較一般人為低的位置，或與一般人相當。其關鍵在於指導原則背後是否有自我覺察之能力。
君子因具自覺心與價值意識，故其在進德之過程中，自我分化程度也不斷提高；小人不具備此能力，故在滿足需求之過程中，自我分化程度亦有降低之可能。同理，若君子之自覺能力消退，則自我分化程度亦隨之有所消退；若小人之自覺能力萌發，則自我分化程度亦隨之提升。

以古為今用為導向，嘗試思考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者修身日記應用於現今大學教學現場的可能性，以理論支撐、具體目的、路徑方法三方面思索展開此嘗試的可能性。
以推廣之事實作為理論支撐的思考點，乃在於修身日記曾溢出個人實踐，走向群體與社會大眾之發展事實，故嘗試應用於現今大學教學現場不失為一個合理的思考。修身日記之於儒者，有其明確的道德實踐目的，故延展向現今大學課堂予以應用時，自亦不當偏離原先的目的，然又必須納入現今大學教學現場的具體氛圍訂定相應的目的，並循之設計操作的實踐方法。

本文的問題意識始於牟宗三先生自言由趙紫宸《耶穌傳》而認識耶穌生平。然而，趙紫宸撰述《耶穌傳》的目的是透過論述耶穌的生平，喚醒年青的知識分子學習耶穌的人格精神，從而達至改革中國文化，建設新中國的願景。於此，牟宗三在《五十自述》或相若時期皆曾對於基督教及耶穌作出猛烈的批評，不難發現，兩者具有某程度對話的可能性。本文認為牟宗三對基督教的兩項批評有可能是回應趙紫宸的「人格救國」主張：其一，牟宗三說中國文化的「道統」不可耶教化，乃批評以耶教救國的問題；其二，牟宗三說耶穌之「證所不能證，泯能而歸所」，是回應人格精神的問題。

在證嚴上人強調「做就對了」的叮囑下，慈濟人放下一應私心，從廟堂走出來，親自去膚慰遭受地水火風等災劫之苦的眾生，不分國籍、種族、宗教、地域，平等關愛著地球上的萬生萬靈，期能在「以假修真」、「藉事練心」當中，體悟到物我內外實無次第、無差別。此等從齊家起始，泛愛眾、而親民，進而締造人間天國的實踐精神，與明朝心學大儒王陽明「萬物一體之仁」的核心理念，多有共融處。本論文從三個面向討論兩者共通點﹕一、人間菩薩道之起源：明心見道。二、人間菩薩道之實踐：即知即行作中覺。三、人間菩薩道之化境﹕萬物一體。最後總結是，慈濟「以佛攝儒」的同體大悲要義，與王陽明相容禪佛的理念遙相呼應，更可大膽推論的是，慈濟以多年的實修、實證、實績，具體展現了「萬物一體之仁」的終極理想。

老子哲學，其形上本根與核心價值，就是「道」。其終身追求及戮力不怠的，也是「道」。老子為什麼求「道」？「道」是什麼？如何「道」？同時，老子言「尊道貴德」。不僅要重「道」，也要重「德」。「德」就是一種實踐工夫。而在得道的工夫當中，本文特別剖析老子的「自然和無為」之道。老子的「無為」觀念其實是順應自然規律的態度，亦可謂之「道」。而老子的修養目標亦離不開「無」與「自然」。老子的「無為」是清靜自守之意，是以「道」為修養，從而達到「合於道」的理想境界，能達到這種理想境界便無所不能為，亦即「無為而無不為」，以「無」實現了「有」。

於《道德經》中，從形而上的「道」，談到宇宙本體，談到哲學之中的永恆不變的法則，在談論「道」，談論的最多，也最為精闢透徹的偉大哲人，中國首推老子的道家思想。「道」對中國人的影響至劇，甚至在西方國家除了聖經之外，老子的《道德經》也是譯本最多、最熱銷、影響最大的書籍。 美國《紐約時報》將其列為全世界古今十大名著之首。老子亦被譽為中國和世界第一哲人。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Yukawa Hideki 1907-1981 說：「老子似乎用驚人的洞察力看透個體的人和整個人類的最終命運」。老子的政治思想也廣為現今自由世界所認可，美國第四十任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曾在 1987 年國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治國理念。
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所言的「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亦一語道出百家思想的終究目的乃在於「務為治」。此或可看出，關於諸子百家而言，議論的出發處縱然有承自於人事的觀察。然，大抵不脫就現實的政治社會情勢，構思一套解決紛擾的提案，因此或許哲學的味道濃厚，但是政治社會的問題直是思想家們的重心所在。
或言「務為治」之「治」即是管理、治理，總括治理之術。故蓋就思想家的觀點，「人間秩序」的重建應是當務之急才是。見《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術」即是一種方法，君人南面之術就是君主統治、治理國家的方法。從這樣的論述觀點來看，道家思想的「政治社會意義」自然不會少於其他諸子，陳鼓應亦指出：王弼對老子注詮釋的「體用」思維，落實至「政治層面」，正是以黃老匯納百川之思想氣勢以及君臣分職，因循任物等「具體為政原則」來展現。故，本篇將以研討老子的無為君人之術，並探有無哲學之形上本體論，以深入老子思想道之核心概念，用於究探「體用」之爭議的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