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期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概述：1、孫中山推崇自由與平等。他遺囑的第一句話便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2、孫中山臨終時最後的呼喚是「和平、奮鬥、救中國」。綜觀其學說，他的政治意涵應該是「所有中國人要用和平的方式共同來努力追求統一，建設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3、孫中山最喜歡的四個字是「天下為公」。4、孫中山對一個大國的期許是採行「王道」而非「霸道」。5、孫中山重視憲政，推翻滿清，是希望中國能夠憲政的道路。6、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就是如何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是他最早認識到沒有辦法依靠滿洲人領導中國走向現代，實現現代化。孫中山的偉大，還在於他不僅認識到了這一點，而且機緣巧合讓他始終不渝堅持了十七年，奮鬥十七年，終於通過辛亥革命證明了他的先知先覺。那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是不是像過去很多年說的，僅僅是因為他在李鴻章那兒碰壁，沒有進入李鴻章的幕府，沒有進入體制呢？顯然不能這樣功利性的理解。這是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褻瀆，是對歷史事實的誤讀。本文從政治史角度解讀為什麼是孫中山而不是別人產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革命思想的外部原因，以期尋找孫中山革命思想起源更合理的解釋。

專制與共和，水火不容。作為近代民主革命的旗手，孫中山所揭櫫的民主共和理念及其領導民主共和的偉大實踐，揭示了中國的政治走向，為中華文明融入世界潮流辟開了先河。因於中國的歷史土壤與政治生態環境，孫中山關於民主共和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調適，但百變不離其宗。孫中山的共和思想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展示了對西方民主共和「移植式」的時代效應，烙印著中土共和「試驗式」的艱難步履，開創了共和變奏「創獲式」的奇觀。孫氏的共和思想與實踐，既是時代的思想結晶，亦是孫中山對民主共和理論和事業的創新，對後世仍具昭示價值。

中國歷史的變化似乎存在兩項「規律」，一為「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另一為「一治一亂，治亂相循」。為了打破「一治一亂，治亂相循」，孫中山先生提倡民權革命，消除人民爭做皇帝的野心，避免天下治亂相循；同時為了避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爭鬥，中山先生開創均權制度以調節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同時希望中央與地方維持在「統一中有分立，分立中有統一」的關係。此均權制度的落實，考驗著政府治理的效能，當代公共行政學重視府際關係，強調府際間的跨域治理，然而臺灣地方政府間有著府際合作的論壇或資源共享協議，也有不同層級政府為了水災防治，爭奪資源與推諉責任，可見跨域治理存在觀念與行為的落差。均權制度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人事與財政上自主權，而城市的人口增長對於地方政府的級別調整、權力與資源分配，有一定的誘因，從而造成海峽兩岸的城市發展競相以升格為念，然而城市發展帶來生態與環境的負面壓力，引發學者的檢討反省，本文希望兩岸城市發展能相互借鑑，在過與不及之間找到平衡點。

孫中山政治哲學有著雜糅的風格，充滿著各種難以調和的張力，理論不精緻性難免造成一種難以調和的表像和與不確定的解釋權。孫中山理論中的張力與其思想家與實行家的雙重角色造成的。置身于政治驚濤駭浪中，作為政治理想的鼓動者和政治實踐的實行者，為了達到一定的目標，孫中山必須考慮在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之間爭取最大成功，他的很多理想設計都需要在現實實踐中進行自我調整，因此他的姿態往往不一致，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物件，有著不同的理論言說。但不管他的建國理論如何引發了理想設計和現實困難、革命情境與國家建構以及主觀願望與客觀處境之間多麼巨大的衝突、對立甚至自我顛覆作用，他對於國家最終建構而起的目標模式還是堅定不移，並且體現出促使中國走上憲政民主建國的健康道路久遠的輻射力：百年以來，孫中山民主共和的理想以及軍政-訓政-憲政建國設計始終引導著國民黨的建黨建國思路中，始終影響著中國政治現代性的發展路徑。

兩宋時期，道教南宗順應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時代主潮，以道教為本位，積極吸收與融會儒佛思想，有力提升了道教內丹修煉的境界和兩宋道教哲學的理論品質。文章以道教南宗代表性人物張伯端和白玉蟾為考察中心，深入其理論體系，嘗試揭示道教南宗以心性論為旨趣、三教融合為主要特徵的道教思想的新轉向及影響。

內丹功法中有關大、小藥的採取及精、氣、神的轉化，素為丹家所重。然對於內藥、外藥、小藥、大藥之採取各家論述不盡相同。且各派均視如何採藥及採藥之過程為不傳之密。也由於煉己、調藥、產藥、採藥、封爐、煉藥均需遵循一定的程序，採大藥時更有六根震動之景，它的傳授需要明師具體指導和個人在修證過程中細心體會。目前學界對於此一問題的探討較偏重理論方面。著者基於多年修證經驗，希望能夠從修道的內在體驗出發，進而以伍柳丹法為中心對內丹採藥進行專題的研究，期能對內丹修證做出一種契於修道現象本來意義的闡釋。伍柳丹法傳承自全真龍門派，融匯了南宗、中宗及其他各家丹法，體系嚴密、理論完整、次第分明、功法精詳。自明末清初以後，流傳甚廣、影響深遠。故以其為為中心考察比較諸家論述。期待能夠契入內丹修證從而彰顯內丹的原理，進而探索內丹的科學、哲學意義，並且提供自我的修證經驗，期能古為今用，找尋現代意義。

郭武教授新著《丘處機學案》對丘處機的生平事蹟、著述學說、社會影響等進行了論述，並結合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情況，深入地分析了丘處機的思想、行為及影響，以圖解讀這一時期道教發展與中國社會、文化的複雜關係。這部有關丘處機的著作，不失對道教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有某些創新之處，該書提出的不少新穎觀點，及其對相關文獻的搜集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有關道教研究的空白。

近代的物理學、生命科學和化學都不約而同告訴我們生命的演化與物理學中的常數和地球上很多不同的條件有密切關係，而且這些能夠容許生命演化的常數範圍和條件相當狹窄，只要這些常數和條件有稍微偏差，生命便不可能誕生。故此，生命能夠演化似乎是極度偶然的事件，需要尋求一個有效的解釋，科學家統稱此問題為「宇宙微調問題」。本文嘗試綜合和比較數個當今最有效的解釋方案，從而指出上帝的存在是最合理的解釋。

在朱子學乃至整個儒學中，有關鬼神的論述涉及「鬼神主乎氣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兩大論題。而朱熹等儒家學者極力主張這「兩樣鬼神」「不是二事」，因為這一命題能否成立，關乎儒家天人合一之學的整體架構。那麼「兩樣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本文首先就《樂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的表述，論述「鬼神即是禮樂道理」，由此融匯《禮記》與《易傳》，溝通天道與人道；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說，指出祭祀之時求陰求陽，誠報氣通，人神「合莫」而絕非假設；最後在東亞儒學的視域中，指出在日本江戶時代儒者那裡，「兩樣鬼神」「不是二事」這一思路被徹底解構。中國儒者極力論證人道本于天道，人倫基於自然，故對於「神道設教」，詮釋為神妙之道，即禮樂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而同樣是這一觀念，在江戶時代中後期以來，肇始於荻生徂徠，則趨向於一種基於絕對信仰與社會整合的宗教化理解。